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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凝視下的鞏俐與章子怡
作者︰蕭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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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差不多是歐洲人的發明,自古以來就代表著浪漫的地方、異國情調的存在、難忘的風景與回憶、和非凡的經歷。」
──薩伊德《東方主義》
已故學者薩伊德 (Edward W. Said, 1935-2003) 可算是後殖民批評理論的鼻祖,他在1978年寫的《東方主義》指出,自十七世紀以降,西方文明對於「東方」的論述建基於各種臆測與想像,將「東方」塑造成「他者」,當中隱含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關係。「東方」一方面代表著被西方文明否定的價值 (如頹廢、落後、感性等) 的投射,另一方面「東方」卻被塑造成神秘、異色、充滿誘惑魅力的慾望對象。薩伊德的批評本來針對的是中東地區,饒是如此,《東方主義》對於理解電影裡中國以至遠東的呈現仍深具啟發性。
鞏俐與章子怡由拍張藝謀電影起家到在荷李活同台演出《藝伎回憶錄》,當中有多部作品都可以說明這種東方想像今日如何在繼續運作,複雜程度甚或超出了薩伊德的理論所涵蓋的範圍。我不是說鞏俐和章子怡主演的這些作品不值一看,事實上恰恰相反,這些電影之所以能引起文化討論,正是因為它們具有一定深度。
《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小說《妻妾成群》,故事發生的南方是「一種腐敗充滿魅力的所在」(見《南方的墮落》),教人想起薩伊德批評歐洲文明所構築的「東方」。張藝謀將蘇童的文字演化為影像時便放大了這種腐敗和魅力,將之具體化成原著沒有的點亮大紅燈籠的儀式。鞏俐扮演的女大學生頌蓮因家貧而嫁給妻妾成群的陳佐千 (馬精武) 做四姨太,與其他姨太太 (何賽飛、曹翠芬) 和丫環雁兒 (孔琳) 爭寵,誰能與老爺共度良宵便在自己的院子門前點起大紅燈籠。
張藝謀有心無意也好,電影中整天想著得到老爺寵幸、與元配兒子有曖昧的頌蓮,的確符合了很多西方人對「東方女性」的想像。有人說《大紅燈籠》偽造民俗向外國人賣弄中國文化的陰暗面,但電影畢竟對封建制度有所批判,甚至有影評人尋到箇中的政治隱喻。電影在外國亦得到極高評價,獲威尼斯影展銀獅獎和美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電影中各個角色的隱喻意味呼之欲出,殖民地香港再一次以「妓女」形象呈現。由關南施在李察.昆 (Richard Quine) 的《蘇絲黃的世界》(1960) 飾演妓女開始,到鞏俐在《中國匣》中的皮肉生涯成為香港殖民歷史的載體,「香港」在荷李活電影中的代表都只是風情萬種又馴服聽話的妓女而已。張曼玉的角色即使看來與鞏俐處處相反,她其實也受制於西方權力,內心深處的創傷仍是源自英國人。雖然《中國匣》中鞏俐 (甚至張曼玉) 代表的香港被如此「東方化」,電影的確曾在香港殖民歷史結束之際,啟發我們重新審視昔日殖民者與殖民地的關係。
故事改編自王度廬於四十年代寫的武俠小說,一代大俠李慕白 (周潤發) 有意退隱江湖,託紅顏知己女鏢頭俞秀蓮 (楊紫瓊飾) 運送寶劍,卻教官家小姐玉嬌龍 (章子怡) 盜走。玉嬌龍自少拜隱匿官府中的碧眼狐狸 (鄭佩佩) 為師學習武功,更在新疆與山賊羅小虎 (張震) 私訂終身,為了逃避父母之命嫁人而浪跡江湖。《臥虎藏龍》中李慕白與玉嬌龍在竹林裡的追逐打鬥的眩目場面,可算是對胡金銓經典武俠電影《俠女》(1970) 竹林廝殺的一幕經典致敬。
但是《臥虎藏龍》卻沒有了胡金銓武俠片如《大醉俠》(1966,主角正是鄭佩佩!)、《俠女》等對追求道義的祟敬。有人讚揚它將中國武術美學發揮得淋漓盡致,也有人指出電影的只是在形式上極具中國色彩,底蘊卻是西方文化渴求自由戀愛的浪漫。如果鞏俐在張藝謀和王穎的電影中呈現了感性、陰柔等所謂「東方」的內涵,那麼《臥虎藏龍》裡的章子怡便透過較功夫更眩目的武術帶出了「東方」充滿異色、華麗的外在表徵。
《藝伎回憶錄》裡最矚目的當然是戲中出現超過二百套的華麗和服、在加州精心搭建的藝伎街、日本舞蹈和日本樂器三味線和的表演等,然而它們正是日本文化中最富異國情調的事物,就如張藝謀電影中的酒廠、染坊、深院一樣,對西方人來是充滿誘惑魅力的。鞏俐與章子怡再次化身成為「東方」的代表,她們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反而並不關鍵。
電影仍未上畫已掀起中日兩國網民的不滿:中國人仍然因著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仇恨而譴責章子怡 (甚至鞏俐),指她們扮演日本藝伎是賣國;日本網民則認為由中國人飾演日本文化獨有的藝伎,是對日本人的侮辱。引用薩伊德的理論,既然《藝伎回憶錄》呈現的日本文化其實建基一種對「東方」的想像,那麼這些美國人只著重衣飾打扮的日本特色而忽略了中國與日本在政經文化的微妙關係,也就不足為怪了。
我不會否定《藝伎回憶錄》的藝術成就,也絕對不打算像一眾網民般指摘鞏俐、章子怡通番賣國──儘管章子怡煞有介事改用「子怡.章」或者堅持用蹩足英語接受訪問可能令人有此聯想。這篇文章想說的只是:要全面瞭解鞏俐、章子怡在電影中的角色,必需明白她們處於西方凝視下的位置。
(原載《a.m.post》第21期)
刊登於 2006年3月29日
──薩伊德《東方主義》
已故學者薩伊德 (Edward W. Said, 1935-2003) 可算是後殖民批評理論的鼻祖,他在1978年寫的《東方主義》指出,自十七世紀以降,西方文明對於「東方」的論述建基於各種臆測與想像,將「東方」塑造成「他者」,當中隱含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關係。「東方」一方面代表著被西方文明否定的價值 (如頹廢、落後、感性等) 的投射,另一方面「東方」卻被塑造成神秘、異色、充滿誘惑魅力的慾望對象。薩伊德的批評本來針對的是中東地區,饒是如此,《東方主義》對於理解電影裡中國以至遠東的呈現仍深具啟發性。
鞏俐與章子怡由拍張藝謀電影起家到在荷李活同台演出《藝伎回憶錄》,當中有多部作品都可以說明這種東方想像今日如何在繼續運作,複雜程度甚或超出了薩伊德的理論所涵蓋的範圍。我不是說鞏俐和章子怡主演的這些作品不值一看,事實上恰恰相反,這些電影之所以能引起文化討論,正是因為它們具有一定深度。
《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奇風異俗
鞏俐與章子怡都是當中國著名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的專用女主角而聲名鵲起,張藝謀為拍攝他的首部電影《紅高粱》(1987) 到北京中央戲劇學院選角,看中了在該校就讀的鞏俐,之後的《菊豆》(1990) 及《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 亦由她擔演女主角。三齣電影的女主角均無力反抗盲婚啞嫁,但卻在釀酒廠、染布坊、大宅深院等充滿奇風異俗的場景,上演幕幕不倫之戀或是激情色慾。有論者因而批評張藝謀扭曲中國文化來迎合外國人的東方想像,尤以《大紅燈籠高高掛》為甚。《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小說《妻妾成群》,故事發生的南方是「一種腐敗充滿魅力的所在」(見《南方的墮落》),教人想起薩伊德批評歐洲文明所構築的「東方」。張藝謀將蘇童的文字演化為影像時便放大了這種腐敗和魅力,將之具體化成原著沒有的點亮大紅燈籠的儀式。鞏俐扮演的女大學生頌蓮因家貧而嫁給妻妾成群的陳佐千 (馬精武) 做四姨太,與其他姨太太 (何賽飛、曹翠芬) 和丫環雁兒 (孔琳) 爭寵,誰能與老爺共度良宵便在自己的院子門前點起大紅燈籠。
張藝謀有心無意也好,電影中整天想著得到老爺寵幸、與元配兒子有曖昧的頌蓮,的確符合了很多西方人對「東方女性」的想像。有人說《大紅燈籠》偽造民俗向外國人賣弄中國文化的陰暗面,但電影畢竟對封建制度有所批判,甚至有影評人尋到箇中的政治隱喻。電影在外國亦得到極高評價,獲威尼斯影展銀獅獎和美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中國匣》看香港殖民地化身
鞏俐是張藝謀事業與感情上的紅顏知己,二人繼《大紅燈籠》合作了《秋菊打官司》(1992) 、《活著》(1994) 和《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1995)。其後兩人分手,鞏俐接拍以香港主權移交為題材拍攝的荷李活電影《中國匣》(1997)。《中國匣》導演王穎在香港出生,六十年移居美國發展,較為人熟悉的有《喜福會》(1993)、《煙》(1995) 等,這部對焦香港主權移交的電影除鞏俐外還請得張曼玉和艾朗斯 (Jeremy Irons) 主演。鞏俐飾演一名曾當妓女的酒吧老闆娘,遇上了旅居香港十年的英國記者 (艾朗斯)。英國記者迷戀這名酒吧老闆娘,後來發現自己罹患絕症,決定跟一名不羈女子 (張曼玉) 以攝錄機紀錄即將消失的殖民地,而他的生命亦在回歸後的清晨結束。電影中各個角色的隱喻意味呼之欲出,殖民地香港再一次以「妓女」形象呈現。由關南施在李察.昆 (Richard Quine) 的《蘇絲黃的世界》(1960) 飾演妓女開始,到鞏俐在《中國匣》中的皮肉生涯成為香港殖民歷史的載體,「香港」在荷李活電影中的代表都只是風情萬種又馴服聽話的妓女而已。張曼玉的角色即使看來與鞏俐處處相反,她其實也受制於西方權力,內心深處的創傷仍是源自英國人。雖然《中國匣》中鞏俐 (甚至張曼玉) 代表的香港被如此「東方化」,電影的確曾在香港殖民歷史結束之際,啟發我們重新審視昔日殖民者與殖民地的關係。
《臥虎藏龍》有「武」無「俠」
鞏俐離開張藝謀後,章子怡開始出現在張藝謀的電影中,包括《我的父親母親》 (1999)、《英雄》(2002) 及《十面埋伏》(2004)。和鞏俐不同的是,章子怡只拍了一部電影便開始她的國際演藝道路,獲得美藉華人導演李安青睞,與周潤發、楊紫瓊、張震一同主演《臥虎藏龍》(2000)。該片一舉贏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美術指導 (葉錦添)、最佳攝影 (鮑德熹) 及最佳原創音樂 (譚盾),華語電影在國際上從未如此輝煌過。故事改編自王度廬於四十年代寫的武俠小說,一代大俠李慕白 (周潤發) 有意退隱江湖,託紅顏知己女鏢頭俞秀蓮 (楊紫瓊飾) 運送寶劍,卻教官家小姐玉嬌龍 (章子怡) 盜走。玉嬌龍自少拜隱匿官府中的碧眼狐狸 (鄭佩佩) 為師學習武功,更在新疆與山賊羅小虎 (張震) 私訂終身,為了逃避父母之命嫁人而浪跡江湖。《臥虎藏龍》中李慕白與玉嬌龍在竹林裡的追逐打鬥的眩目場面,可算是對胡金銓經典武俠電影《俠女》(1970) 竹林廝殺的一幕經典致敬。
但是《臥虎藏龍》卻沒有了胡金銓武俠片如《大醉俠》(1966,主角正是鄭佩佩!)、《俠女》等對追求道義的祟敬。有人讚揚它將中國武術美學發揮得淋漓盡致,也有人指出電影的只是在形式上極具中國色彩,底蘊卻是西方文化渴求自由戀愛的浪漫。如果鞏俐在張藝謀和王穎的電影中呈現了感性、陰柔等所謂「東方」的內涵,那麼《臥虎藏龍》裡的章子怡便透過較功夫更眩目的武術帶出了「東方」充滿異色、華麗的外在表徵。
《藝伎回憶錄》的日本想像
章子怡與鞏俐首度在同一部電影出現是王家衛的《2046》(2004),真正同台飆戲卻是新上畫的《藝伎回憶錄》,由洛馬素 (Rob Marshall) 執導,改編自戈登 (Arthur Golden) 同名小說。貧窮的小女孩千代被賣到藝伎屋,當紅藝伎初桃 (鞏俐) 對她處處為難。千代卻突然獲初桃的仇家實穗 (楊紫瓊) 收為徒弟,未幾千代便成為祗園的最紅的藝伎小百合 (章子怡)。縱然她深知藝伎不應動真情,但卻無法忘懷年少被欺時一個企業董事長 (渡邊謙) 對她的溫柔,同時又得面對董事長好友 (役所廣司) 對她的深情,直至二次大戰來臨摧毀一切……《藝伎回憶錄》裡最矚目的當然是戲中出現超過二百套的華麗和服、在加州精心搭建的藝伎街、日本舞蹈和日本樂器三味線和的表演等,然而它們正是日本文化中最富異國情調的事物,就如張藝謀電影中的酒廠、染坊、深院一樣,對西方人來是充滿誘惑魅力的。鞏俐與章子怡再次化身成為「東方」的代表,她們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反而並不關鍵。
電影仍未上畫已掀起中日兩國網民的不滿:中國人仍然因著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仇恨而譴責章子怡 (甚至鞏俐),指她們扮演日本藝伎是賣國;日本網民則認為由中國人飾演日本文化獨有的藝伎,是對日本人的侮辱。引用薩伊德的理論,既然《藝伎回憶錄》呈現的日本文化其實建基一種對「東方」的想像,那麼這些美國人只著重衣飾打扮的日本特色而忽略了中國與日本在政經文化的微妙關係,也就不足為怪了。
我不會否定《藝伎回憶錄》的藝術成就,也絕對不打算像一眾網民般指摘鞏俐、章子怡通番賣國──儘管章子怡煞有介事改用「子怡.章」或者堅持用蹩足英語接受訪問可能令人有此聯想。這篇文章想說的只是:要全面瞭解鞏俐、章子怡在電影中的角色,必需明白她們處於西方凝視下的位置。
(原載《a.m.post》第21期)
刊登於 200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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