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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凝视下的巩俐与章子怡

作者: 萧恒 推介给朋友

“东方差不多是欧洲人的发明,自古以来就代表着浪漫的地方、异国情调的存在、难忘的风景与回忆、和非凡的经历。”
──萨伊德《东方主义》


已故学者萨伊德 (Edward W. Said, 1935-2003) 可算是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鼻祖,他在1978年写的《东方主义》指出,自十七世纪以降,西方文明对于“东方”的论述建基于各种臆测与想像,将“东方”塑造成“他者”,当中隐含的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权力关系。“东方”一方面代表着被西方文明否定的价值 (如颓废、落后、感性等) 的投射,另一方面“东方”却被塑造成神秘、异色、充满诱惑魅力的欲望对象。萨伊德的批评本来针对的是中东地区,饶是如此,《东方主义》对于理解电影里中国以至远东的呈现仍深具启发性。


巩俐章子怡由拍张艺谋电影起家到在荷李活同台演出《艺伎回忆录》,当中有多部作品都可以说明这种东方想像今日如何在继续运作,复杂程度甚或超出了萨伊德的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我不是说巩俐和章子怡主演的这些作品不值一看,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引起文化讨论,正是因为它们具有一定深度。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奇风异俗

巩俐与章子怡都是当中国著名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专用女主角而声名鹊起,张艺谋为拍摄他的首部电影《红高粱》(1987) 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选角,看中了在该校就读的巩俐,之后的《菊豆》(1990) 及《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 亦由她担演女主角。三出电影的女主角均无力反抗盲婚哑嫁,但却在酿酒厂、染布坊、大宅深院等充满奇风异俗的场景,上演幕幕不伦之恋或是激情色欲。有论者因而批评张艺谋扭曲中国文化来迎合外国人的东方想像,尤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甚。


《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故事发生的南方是“一种腐败充满魅力的所在”(见《南方的堕落》),教人想起萨伊德批评欧洲文明所构筑的“东方”。张艺谋将苏童的文字演化为影像时便放大了这种腐败和魅力,将之具体化成原着没有的点亮大红灯笼的仪式。巩俐扮演的女大学生颂莲因家贫而嫁给妻妾成群的陈佐千 (马精武) 做四姨太,与其他姨太太 (何赛飞曹翠芬) 和丫环雁儿 (孔琳) 争宠,谁能与老爷共度良宵便在自己的院子门前点起大红灯笼。


张艺谋有心无意也好,电影中整天想着得到老爷宠幸、与元配儿子有暧昧的颂莲,的确符合了很多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想像。有人说《大红灯笼》伪造民俗向外国人卖弄中国文化的阴暗面,但电影毕竟对封建制度有所批判,甚至有影评人寻到个中的政治隐喻。电影在外国亦得到极高评价,获威尼斯影展银狮奖和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中国匣》看香港殖民地化身

巩俐张艺谋事业与感情上的红颜知己,二人继《大红灯笼》合作了《秋菊打官司》(1992) 、《活着》(1994) 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1995)。其后两人分手,巩俐接拍以香港主权移交为题材拍摄的荷李活电影《中国匣》(1997)。《中国匣》导演王颖在香港出生,六十年移居美国发展,较为人熟悉的有《喜福会》(1993)、《烟》(1995) 等,这部对焦香港主权移交的电影除巩俐外还请得张曼玉艾朗斯 (Jeremy Irons) 主演。巩俐饰演一名曾当妓女的酒吧老板娘,遇上了旅居香港十年的英国记者 (艾朗斯)。英国记者迷恋这名酒吧老板娘,后来发现自己罹患绝症,决定跟一名不羁女子 (张曼玉) 以摄录机纪录即将消失的殖民地,而他的生命亦在回归后的清晨结束。


电影中各个角色的隐喻意味呼之欲出,殖民地香港再一次以“妓女”形象呈现。由关南施在李察.昆 (Richard Quine) 的《苏丝黄的世界》(1960) 饰演妓女开始,到巩俐在《中国匣》中的皮肉生涯成为香港殖民历史的载体,“香港”在荷李活电影中的代表都只是风情万种又驯服听话的妓女而已。张曼玉的角色即使看来与巩俐处处相反,她其实也受制于西方权力,内心深处的创伤仍是源自英国人。虽然《中国匣》中巩俐 (甚至张曼玉) 代表的香港被如此“东方化”,电影的确曾在香港殖民历史结束之际,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昔日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


《卧虎藏龙》有“武”无“侠”

巩俐离开张艺谋后,章子怡开始出现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包括《我的父亲母亲》 (1999)、《英雄》(2002) 及《十面埋伏》(2004)。和巩俐不同的是,章子怡只拍了一部电影便开始她的国际演艺道路,获得美藉华人导演李安青睐,与周润发杨紫琼张震一同主演《卧虎藏龙》(2000)。该片一举赢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美术指导 (叶锦添)、最佳摄影 (鲍德熹) 及最佳原创音乐 (谭盾),华语电影在国际上从未如此辉煌过。


故事改编自王度庐于四十年代写的武侠小说,一代大侠李慕白 (周润发) 有意退隐江湖,托红颜知己女镖头俞秀莲 (杨紫琼饰) 运送宝剑,却教官家小姐玉娇龙 (章子怡) 盗走。玉娇龙自少拜隐匿官府中的碧眼狐狸 (郑佩佩) 为师学习武功,更在新疆与山贼罗小虎 (张震) 私订终身,为了逃避父母之命嫁人而浪迹江湖。《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与玉娇龙在竹林里的追逐打斗的眩目场面,可算是对胡金铨经典武侠电影《侠女》(1970) 竹林厮杀的一幕经典致敬。


但是《卧虎藏龙》却没有了胡金铨武侠片如《大醉侠》(1966,主角正是郑佩佩!)、《侠女》等对追求道义的祟敬。有人赞扬它将中国武术美学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有人指出电影的只是在形式上极具中国色彩,底蕴却是西方文化渴求自由恋爱的浪漫。如果巩俐在张艺谋和王颖的电影中呈现了感性、阴柔等所谓“东方”的内涵,那么《卧虎藏龙》里的章子怡便透过较功夫更眩目的武术带出了“东方”充满异色、华丽的外在表征。


《艺伎回忆录》的日本想像

章子怡巩俐首度在同一部电影出现是王家卫的《2046》(2004),真正同台飙戏却是新上画的《艺伎回忆录》,由洛马素 (Rob Marshall) 执导,改编自戈登 (Arthur Golden) 同名小说。贫穷的小女孩千代被卖到艺伎屋,当红艺伎初桃 (巩俐) 对她处处为难。千代却突然获初桃的仇家实穗 (杨紫琼) 收为徒弟,未几千代便成为祗园的最红的艺伎小百合 (章子怡)。纵然她深知艺伎不应动真情,但却无法忘怀年少被欺时一个企业董事长 (渡边谦) 对她的温柔,同时又得面对董事长好友 (役所广司) 对她的深情,直至二次大战来临摧毁一切……


《艺伎回忆录》里最瞩目的当然是戏中出现超过二百套的华丽和服、在加州精心搭建的艺伎街、日本舞蹈和日本乐器三味线和的表演等,然而它们正是日本文化中最富异国情调的事物,就如张艺谋电影中的酒厂、染坊、深院一样,对西方人来是充满诱惑魅力的。巩俐与章子怡再次化身成为“东方”的代表,她们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反而并不关键。


电影仍未上画已掀起中日两国网民的不满:中国人仍然因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而谴责章子怡 (甚至巩俐),指她们扮演日本艺伎是卖国;日本网民则认为由中国人饰演日本文化独有的艺伎,是对日本人的侮辱。引用萨伊德的理论,既然《艺伎回忆录》呈现的日本文化其实建基一种对“东方”的想像,那么这些美国人只着重衣饰打扮的日本特色而忽略了中国与日本在政经文化的微妙关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不会否定《艺伎回忆录》的艺术成就,也绝对不打算像一众网民般指摘巩俐、章子怡通番卖国──尽管章子怡煞有介事改用“子怡.章”或者坚持用蹩足英语接受访问可能令人有此联想。这篇文章想说的只是:要全面了解巩俐、章子怡在电影中的角色,必需明白她们处于西方凝视下的位置。


(原载《a.m.post》第21期)



刊登于 200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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